這是100年前的8本書，都是德文原版馬克思主義著作，在每一本書的封面上都有一個藍色的印章，印章是六個字——“亢慕義齋圖書”。
回首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百年征程，要從“亢慕義齋”說起。
“亢慕義齋”，看上去是一個書齋的名字，它在哪兒?為什么叫“亢慕義齋”?為什么回首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一百年，要從“亢慕義齋”說起?
這是一份當年的北京大學日刊，上面登載了這樣一則消息：《發(fā)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啟事》，這則消息公開宣布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存在。
《啟事》里說，“該組織是以研究關于馬克思學派的著述為目的。”
這個研究會發(fā)起于1920年3月，它的發(fā)起人就是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。
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，極大觸動了黑暗中國的一批警醒者，李大釗就是其中之一。歷史將記住這個喜歡留著兩撇黑胡子，戴著一副圓框眼鏡的中年人，他宛如一位撞鐘人，撞響了中國共產(chǎn)主義運動黎明的晨鐘。而成立這個研究會，就是要喚醒更多的年輕人。
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非常支持研究會，他專門辟出北大西齋宿舍的兩間房給研究會使用。
這張模糊的照片就是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最早成員的合影，模糊的照片背后是一段清晰的歷史。最早的成員共有19人，其中不乏我們熟悉的名字，比如李大釗、鄧中夏、高君宇、何孟雄。他們用英文共產(chǎn)主義的譯音，給兩間房取名“亢慕義齋”。
這，就是“亢慕義齋”的由來。
今天北京市沙灘后街55號院，就是一百多年前“亢慕義齋”的所在地。室內是根據(jù)原樣重新修復的，正中懸掛的是馬克思像，像的兩邊貼有一副對聯(lián)，上聯(lián)是“出研究室入監(jiān)獄”，寫的正是陳獨秀的經(jīng)歷，下聯(lián)是“南方兼有北方強”，這一句則出自李大釗。這小小的兩間房其實就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辦公室和圖書館。
從“亢慕義齋”向東就是建成于1918年的北大紅樓，北大紅樓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。李大釗從紅樓落成后就在這里工作，他的辦公室在一樓的最東側。
一樓還是圖書館閱覽室的所在地，1918年毛澤東就是在閱覽室擔任助理員的工作。
緊鄰北大紅樓的箭桿胡同20號院，住著李大釗的北大同事、好友陳獨秀。另外，這個院子還是李大釗和陳獨秀、胡適等人編輯《新青年》的地方。
就在《新青年》雜志的第六卷第五號和第六號上，李大釗連續(xù)發(fā)表了他的重要文章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》，對馬克思學說做了相當完整的介紹和比較確切的闡釋。
在各種思潮涌動的1919年，馬克思主義之火終于被點燃。
這一年年底，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期間，讀到了“亢慕義齋”翻譯的節(jié)選版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。這一版本的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雖然不完整，卻給了毛澤東很大的影響。他后來這樣回憶李大釗：“在他的幫助下，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”。
1920年春節(jié)前夕，李大釗掩護被北洋政府通緝的陳獨秀秘密離開北京，兩人相約分別在北京和上海建立黨的組織，史稱“南陳北李，相約建黨”。
1920年8月，陳獨秀等人率先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(chǎn)黨早期組織。關于黨的名稱，陳獨秀曾經(jīng)寫信征求李大釗的意見，李大釗主張定名為“共產(chǎn)黨”，陳獨秀表示完全同意。
10月下旬，李大釗等人在北大紅樓李大釗辦公室也秘密成立了北京共產(chǎn)黨小組。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最初的19位成員中，有16位成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早期黨員。
1918年，李大釗曾經(jīng)預言——“試看將來的環(huán)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”。也許他也不會想到，僅僅兩年后，一個浸潤過“亢慕義齋”油墨香的政黨即將開始血與火淬煉的百年征程。
